古代名人
龙游文人勤奋好学，学有成就者多。南朝徐伯珍。箬叶学书，淹通经史。唐诗人徐安贞，官至中书侍郎。宋状元刘章、汪应辰，相余端礼，端明殿学士马天骏。宋末元初民间天文学家赵友钦，著有《革象新书》传世。明藏书家胡荣、童现，佛教大东传灯。现代有书画家、方志学家余绍宋，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学者华岗，创立河流泥沙学领域“何氏公式”著名水利专家何之泰等。人杰地灵，古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唐代著名诗人杨炯、舜宋抗金名将宗泽曾任县宰。加之山水售秀，顾况、孟郊、李商隐、罗隐、陆游、杨万里、徐渭、郁达夫等历代著名诗人为之倾倒，留下耕耘之作。
余绍宋
余绍宋（1883-1949），浙江龙游县人。号越园、樾园、别署寒柯，民国元年，余绍宋司法部佥事、参事，同时任国立法政大学教授、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在段祺瑞时期任司法部政务次长。后绝意政坛，精研金石书画，撰辑书画理论著作，修订方志。为近代著名的史学家、鉴赏家、书画家和法学家。
对于余绍宋不少人了解并不多，作为一个文人他在近代美术上的地位也比较独特。明清以后的画学著作汗牛充栋，而余氏的《书画书录解题》则为近代书画批评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余绍宋曾祖余镜波游宦岭南，曾为广东连州知州，祖父余福溥曾任江西特用知府，父亲余延椿曾任龙游凤梧书院院长，三代皆能书画。余氏五岁即能识字，七岁入家塾读书，十三岁进凤梧书院，十六岁为诸生。其间余氏精读章学诚《文史通义》，知晓方志乃功侔国史之宝，这对其日后在画史和方志上所作的贡献无不影响。此后于史学攻之愈坚，至十九岁，已成读书札记十余册。二十岁任龙游新学堂堂长，二十四岁时与马叙伦同赴日本政法大学留学。
余绍宋学成自日本还，他仍不忘治史。1921年龙游县设修志局，聘其为总纂，余欣然领命。将各家方志详加对比，择优用之，对不符科学、不符史实加以剔去。旁征博引，认真取舍，一部一百几十万字的《龙游县志》几易其稿，仅用三、四年时间告成。梁启超因而赞誉越园之治学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纯采科学家最严正之态度。剖析力极敏，组织力极强，故能驾驭其所得之正确资料，若金在炉惟所铸焉。"
《龙游县志》告成，余绍宋又开始着手编撰《浙江通志》。余氏所编撰的《龙游县志》和《浙江通志》与以前的旧志相比，其特点一为科学性，余氏自云"求之科学，全无左验……其余事涉怪诞或迷信者，悉删之。"其二为因时制宜，余氏认为："盖今日修志，应求其有裨于实用。"余氏潜心于方志，对于他旁及画学研究不无益处。其积年累月治史的严谨作风，使其《书画书录题解》能穷察精微而批评得失。
余绍宋因勤治方志而有着广博深厚的历史知识，本人又兼善于书画，这使得他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艺术的角度，都显得游刃有余。正因为如此，余氏的画学著作即使今天看来仍具价值。林志均在《书画书录题解》序言中指出此书具有四个特点，①正体列②辩疏舛③重考证④存珍目，并认为此书："所为题解，言必己出，博辑而精思，绝不为蹈袭之语"。其青年时所养成的读书札记习惯对于此书的风格形成，实有莫大的影响。
余绍宋家藏书画甚为丰厚，家有其曾祖余镜波《藏拙轩珍赏目》，虽然至余绍宋，已是留存不逮十一，但也颇可观。1928年《东南日报》社聘他主编该报副刊《金石书画》，余绍宋此时因时局混乱，业已辞官归隐，但对此事颇感兴趣。亲自写发刊词，并将自己所藏的字画制版刊出，同时还自己撰写文章。因而《金石书画》在当时影响甚大。为表示办刊严谨，余氏还定下了刊例。诸如：习见之金石，寻常之书画，不录；有关于书画之著录，非稿本或有刊本流传而甚多者，不录等等，凡计十条。可见余氏治学从不苟且马虎。
由余氏治学而及余氏书画。余绍宋习画迟在三十岁，从北京画家汤涤。汤涤擅画梅竹，尤长与松，汤之曾祖为清代著名画家汤贻汾。余绍宋也善写木石松竹，可能因其治学严谨，所作画幅虽是梅竹之类，倒也神明规矩。据说当时日本皇太后，裕仁之母，花费重金购得余氏风、雨、雪、月，四幅墨竹。余氏在赠给当时浙江省民政厅长阮毅成的《春柳图》中体会到："我用章草的笔法画竹，最得意的是画风竹与雨竹。而画柳则比画竹要难得多。因柳枝竹叶，须绘出其下垂姿态。我这一幅春柳，全用白描法，摇曳生姿，婀娜之中兼具刚健。"余绍宋从治史而到绘画，其认真严谨态度的延续，无疑反映了其一贯人品。
余绍宋的国学根底十分深厚，其爱作旧诗，诗风通俗平易，常在作品上诗画并举。就事实而言，余绍宋的绘画成就在当时并不突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第一身份并不是画家，而是治史家，是文人。绘画对他而言只是修身养性，只是从政之后的余事。余氏也并不像张大千或徐悲鸿那样去刻意追求画艺的进步，这使得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直至三十岁才开始习画。但是他的画作却别具另一番风韵，比之张大千或徐悲鸿更具文人气质。
余绍宋著作：《书画书录题解》、《画法要录》、《画法要录二编》、《中国画学源流概况》、《寒柯堂集》、《续修四库全书艺术类提要》、《龙游县志》、《浙江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