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游小山丘，竟是世界稻作起源地之一！

2011年至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游县博物馆对荷花山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领队为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蒋乐平。发掘区分东、西两区。东区遗存以上山文化为主，揭露面积达600平方米，发现了74个柱洞、70余个灰坑和丰富的陶石器；西区则以石器制造厂和稍晚的跨湖桥文化遗存为主，这是上山文化遗产群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石器制造厂。荷花山遗址也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中原始地貌环境保存最好的遗址。这为研究中国东南地区早期聚落形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在荷花山遗址东区，考古学家用探铲和手铲，复原了一座一万年前人类聚落的风貌。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片密集的柱洞。根据柱洞的分布组合关系，考古学家分辨出两种木构建筑形态。

第一种是“平地型木构建筑”。约20个柱洞呈西北——东南向两排平行分布，整座房址长约15米、宽约6米。柱洞大小深浅不一，大的可能是挖坑填埋粗柱，小的可能是直接栽桩。周边还有一些排列不甚整齐的柱洞，应是后期加固修造的痕迹。第二类是“半地穴式建筑”，中间挖一个长约4米、宽约2.2米、深约0.5米的椭圆形大坑，四角立柱，可能是用于储存物品的附属建筑。这些建筑遗迹告诉我们：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荷花山先民已经告别了完全依赖洞穴的“穴居”模式，主动走出山林，在开阔的阶地上建造房屋，形成了稳定的聚落定居。这在人类生存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与房址相伴的是大量灰坑。

荷花山东区共清理出70余个灰坑，形状有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有的灰坑填满碎陶片，是古代垃圾坑；有的平整干净，应是储存粮食的窖穴；还有的完整摆放陶器或按规律堆置石块，可能与祭祀仪式有关。灰坑类型之丰富，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

在荷花山的西区，有一个让考古学家兴奋不已的发现——“块石、石制品混合遗迹”。在约150平方米的范围内，密集堆积着大量自然鹅卵石，其中混杂着石磨盘残块、石磨棒、石球、石锤等带有上山文化特征的石器。这些鹅卵石明显取自附近河滩，被有意搬至此地，很可能是制作石器的原料。遗迹中还发现了类似工作台和石砧的结构，东北侧另有十个柱洞围成的建筑基址。

种种迹象指向一个结论：这里很可能是一处上山文化时期的“石器制造场”，这一发现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石器生产研究的重要线索。西区的遗存部分属于跨湖桥文化，其继承了上山文化的红衣、彩陶传统，同时出现了更丰富的纹饰，如“田”字纹。值得注意的是，“田”字纹最早恰恰发现于荷花山遗址上山文化时期的刻画纹陶片上。这一文化传承的链条，清晰勾勒出钱塘江流域早期新石器时代从上山文化到跨湖桥文化的演进脉络。

荷花山遗址最重要的身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这一结论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着坚实的科学支撑。

考古学家在遗址出土的夹炭陶片中辨识出大量羼合的稻壳、稻茎。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水稻叶片中特有的植硅体，可以精确区分野生稻与驯化稻。中国科学院吕厚远团队建立了一套关键标准：水稻叶片扇形植硅体边缘的鱼鳞纹数量≥9的比例，若超过40%，就属于驯化稻范围；野生稻的这一比例仅约17.5%。在荷花山遗址的样本中，驯化稻的特征极为明显。

自2012年起，荷花山遗址开启对古水稻耕作区域的探寻。2024年5月24日，这项由中国科学院、13家单位合作完成的重大研究成果，以《东亚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轨迹》为题，在线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科学》。研究揭示了一段长达10万年的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连续演化史，从物种基因和考古学双重角度，确证了中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奠定了荷花山遗址在世界农业起源中的核心地位。2024年，衢江区皇朝墩遗址发现并确认了上山文化时期的古稻田，进一步折射出上山文化时期已经存在大规模且稳定的农业社会。稻作农业的支撑，使古人的定居生活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开启了面向旷原、依托阶地的全新生存时代。

从2010年青碓遗址试掘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到2011年荷花山遗址正式发掘；从2013年举办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张忠培、严文明等考古学泰斗高度肯定荷花山遗址的学术价值，到2014年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从2017年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到2020年入选省级考古遗址公园——荷花山遗址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2024年12月，荷花山遗址作为“上山文化遗址群”代表性遗址之一，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山文化正是“一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而荷花山遗址则是这一实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