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盈衢江话杨炯

在衢江市区段和龙游段交界处，有一深潭，名曰盈川潭。嘉庆《西安县志》记其风光为“丹崖峻削，绿水澄鲜。月夜放舟，如游赤壁。”寥寥十六个字，却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思。南宋诗人杨万里“两岸渔樵稍灯火，满江风露更波声”的诗句，则更增添了一份意境。潭边崖岸上，就是唐朝故县盈川的县治所在地。

公元692年(武则天如意元年)的一个秋天，杨炯离开当时的都城洛阳，踏上赴任盈川令的旅途。拜别宫阙，辞别亲友，远赴江南一隅刚设置的盈川小县，秋风瘦马，征程迢递，一路南行的杨炯心境是很复杂的。

作为一代文人，杨炯少举神童，十一岁就待制弘文馆，但一直到二十七岁才补了个校书郎的九品小官，此后在仕途上一直蹇滞不畅。此次远放江南，虽说职位略有升迁，实际上和贬逐也差不了多少。回首洛阳，已是云遮雾罩；展望前程，又觉关河阻隔一片渺茫；正可谓是断肠人在天涯。

渐近江南，入目的风光变得秀美明艳，杨炯的心情有时也会舒畅一点，觉得这七品县令毕竟是个亲民之官，此去上任，多少总可为当地百姓办点实事，也远比呆在京城里当个毫无作为而又担惊受怕的宫中教习强多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想起自己诗作中的这一联名句，一丝淡淡的笑容浮上他的脸面。

就在盈川潭边，杨炯揽衣上岸，开始了盈川令的任职生涯。

这一年杨炯四十三岁。

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被称为“初唐四杰”，是中国文学上承六朝下开盛唐这转折中的代表人物，被闻一多誉为在“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

“四杰”虽然以文名为世人所重，由于出身庶族，在讲究门第出身的当时，并未为权贵所认同。他们又有着强烈的入世愿望，四处碰壁的现实使他们心存怨望，并发为牢骚之文，对民间疾苦和社会不公的切肤之痛，又使其诗文多了一份不平之气，这就注定了“四杰”和上层主流社会的不和谐。反对他们政见的，妒忌他们才华的，对他们的行为心存偏见的，瞧不起他们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各种反对力量便对“四杰”进行攻击和诋毁，集中起来便是说他们创作上的“轻薄为文”和行为上的“浮躁浅露”。

杨炯自然难逃权势者的摈斥和斗筲之徒的攻讦，就连官修正史《新唐书》本传的盖棺定论中，也说他任职盈川令时“为政残酷”，把一顶“酷吏”的帽子扣在了杨炯头上。其实史官和民意相悖，在中国历史上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官方和民间的评价标准本来就是相背离的。作为史书中“酷吏”的杨炯，在盈川人民的心目中却是个道道地地的循吏。与正史中的记载相反，在盈川，流传着杨炯因天旱求雨不应，焦虑万分而投潭殉职的故事。正因如此，百姓为之建了杨侯祠，香火至今不绝。

盈川于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设县，范围包括现在龙游县和衢江区的衢江以北部分。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撤销，历时百二十年，其间当过县令的总该有几十人之多，老百姓为什么单为杨炯建祠？可见他们心里清楚得很，谁好谁坏，谁真正为大家办过事，百姓自有一杆“公平秤”。

杨侯祠原位于距盈川不远的龙游县半潭村，藏有铜钟一口、杨炯木雕像一座，都是很珍贵的千年旧物。1920年左右，在一次勘定衢龙两县界址时，决定以盈川村东的一条小山涧为衢县和龙游的分界，这么一来，就把杨侯祠划入龙游县界。为此，盈川的村民们在村边另建了一座杨侯祠。为了证明两座杨侯祠都是正宗的，也为了表达衢龙两县百姓对杨炯共同的缅怀，当时双方还达成协议，将旧祠中的杨炯雕像供盈川的新祠保存，但每年六月初一杨炯神像出巡的日子，则要按照旧时的路线，不管是衢县地界还是龙游地界，都要巡游一遍，不然的话，龙游县范围内的村民们是绝不答应的。当地百姓就是这样以一种风俗化了的形式，把他们对杨炯的评价作了定格。所以先人有诗云：“地界衢龙争报赛，千秋遗爱在斯民。”

现在的盈川只是一个很寻常的村子，当年杨炯坐衙的大堂、吟诗作文的书斋……一切的一切都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了无痕迹。建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杨侯祠，由三组三开二进的殿堂组成，现在仅存中间一组，其余唯存残墙，荒草凄迷，沧桑满目。杨炯及其夫人等的塑像也是近年重修的，大概出于俗匠之手，水准并不高。只有村东崖脚下的衢江之水，流过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从杨炯的年代一直流到今天。还有那高烧的红烛和香火，依然是千秋俎豆，四时祭拜。

其实村民们并不懂什么叫“初唐四杰”，也没有读过杨炯的诗赋文章，甚至不清楚他们虔诚供奉的杨侯叫什么名字。但他们热爱杨炯，崇敬杨炯，杨炯在一代又一代的村民中口耳相传，享受着一代又一代村民的奉祀祭拜。这一切，史官的偏见改变不了，时间的长河改变不了，行政地域的变化改变不了，时代的变迁也改变不了。就像衢江之水永向东流一样不可改变，也像盈川潭中的盈盈之水一样绵远深长。